九一八事变前后关于中国东北历史归属之争

　　富饶的东北，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及内蒙古大兴安岭以东的地区，其作为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侵略者和一些卖国求荣的跳梁小丑为了侵占和分裂我东北，给伪“满洲国”的成立制造根据，竟然不惜公然歪曲和篡改历史，挖空心思地提出东北是“独立国”的谬论，妄图以此来混淆视听，蒙蔽世人。在此民族危机关头，中国史学界广大仁人志士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根据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对日伪的分裂言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批判与斗争。

　　一、日伪的反动谰言

　　蜗居于太平洋孤岛之上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对中国东北觊觎久矣。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为了为实现其狂妄的“大陆政策”，侵占中国东北，日本政府除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紧锣密鼓地大做侵华准备之外，日本学界也违背学术良知，处心积虑地颠倒是非，在舆论上大肆鼓噪“满蒙独立论”。日本这种必欲侵占中国东北的狼子野心到“九一八事变”前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疯狂程度。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朝野上下乌烟瘴气，如矢野仁一、保保隆一、石原莞尔、内田康哉之流，都妄图别有用心地从历史的角度来讹证东北与中国无关，他们狺狺狂吠，“东北原非中国领土，直至近代，始合而为一”[1]P5。执此无稽谬论者之中，以文学博士矢野仁一为代表，其在《近世支那之领土与清朝之开拓》一书中说，“满蒙回藏之地”与“中国立于敌对地位”，中国对之一向采用“以夷制夷”政策，至唐中叶以后，“因外族之寖强，遂造成悲惨之结果。及于清代，始征服此等向为中国患之外夷，使中国脱离外夷之威胁，而享受历史上可宝贵之和平。故严格之，此皆清朝之领土，固与汉人无涉地，然汉人殖民之结果到处成为汉人之世界，汉人亦直以主人自居，殊不可解。今既推倒清政府，竟亦享有其一切领土，此事正当与否，实为一问题也。”[1]P6满铁会社地方部长保保隆一在其主编的《打倒日本》一书中亦云：“满洲为塞外之地，东夷、北狄所据，而非中国领土，事实昭然。”[1]P7此外，还有旨在评论中国的“本质”与“实况”，宣传“日本管理满蒙论”的《日本并吞满蒙论》（细野繁胜著，王慕宁译，太平洋书店，1928年）和强调满蒙的重要性及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的武内的《满蒙问题》(朝日新闻社编，黄伦芳译，1932年)等等。

　　日本此等歪理邪说，虽然都是完全不顾国家形成历史的向壁虚构与恶意胡吣，但其毒害性之大，令人不敢有丝毫轻忽。在武装到牙齿的日本这种信口雌黄的恶劣影响下，以至于当时日本国内的无知小学生“常把我东北领土算在日本的版图以内”，“其国内坊间所售之中国地图，往往只有十八行省的中国地图。”[1]P5国际上一些不了解东方历史的欧美人士“多信日本之宣传，认满洲为日本之领土，而以中国之干涉为多事。”[1]P5日本侵略者野心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

　　逊清末代皇帝溥仪及其近随自从冯玉祥发动“北京革命”被赶出皇宫之后，一直念念不忘复辟帝制，特别是在被日本人蓄意挟迫到东北之后，为了重温帝制旧梦，处处被迫仰日本人之鼻息，甚至为虎作伥，在分裂国家的罪恶道路上越走越远。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荒唐出台，在其所谓的《建国宣言》中，竟然数典忘祖地无耻宣称“满蒙旧时别为一国，今依时局之必要……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2〕P2。是年5月，“国联”为了解“九·一八”真相所派的“李顿调查团”抵达长春时，出身汉族且熟读中国历代经史但却认贼作父的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向之交付《建国声明》后，又出具了一份通篇长达万言的名为《满洲建国之历史的意义》的问答书，竟然荒唐地以“历史的及实际的之根据，说明满洲建国之当然”〔3〕。

　　郑孝胥为达到谋一己之私而卖国求荣的罪恶目的，分为八个时期割裂和曲解了中国东北的历史真相：

　　第一，自上古至秦汉时期，为“肃慎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之满洲国，单称肃慎国”，“肃慎国时代之异民族，与汉人种全然风俗习惯相异之东北蛮夷”，“属于所谓通古斯族，系满洲人之祖先”。〔3〕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满洲及蒙古方面，尚不能使之隶属势力圈，反为防御蛮夷北狄之侵入中国，建筑天下著名之万里长城”，由此观之，“现今之满蒙，于二千年之前，似已明示非中国之领土矣”。〔3〕汉朝时，“中国本部”屡次受北狄之侵袭，汉武帝出兵关外，征服朝鲜，“汉朝势力，一时有伸张朝鲜北半部之事实，但于满洲，仍然肃慎后裔之挹娄，与秽貊后裔之夫余，占据北部，汉朝势力，被制限奉天省之南部，极为微弱，嗣因高勾丽勃兴，汉人征服辽东政策，完全失败矣。”〔3〕

　　第二，“高勾丽国”。高勾丽，“系夫馀民族之一派，最初占据现今之奉天省东边，是为居住佟佳江流域之满洲族。”〔4〕公元前37年，东明王朱蒙建高勾丽国。东晋时，其势力“亘朝鲜北部，与现今之奉天省全部，占据强大之版图矣”，高勾丽国是“满洲建设最初且最古之国家也。”〔4〕

　　第三，“渤海国”之建立。高勾丽灭亡以后，“粟末靺鞨之酋长大祚荣，占据挹娄之故址，建设新国家”，以渤海为国号，“奠都于松花江支流之沸流河上流流域，其后据大其疆域”，“亘现今奉天、吉林两省”。“国内设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并“采用唐朝之文明制度，形成文化灿然之国家”，“其对外关系，亦把持文化的和平的之态度，对于日本国，自圣武天皇之神龟四年（727年）派遣使节入贡以来，日渤两国人民相互往来，迄至醍醐天皇之延长末年”，“此间约亘二百余年，持续亲善关系”。〔4〕926年，“为契丹之太祖耶律阿保机所灭，其间历十四王，约亘二百十五年，渤海国于满洲保持社稷张威北满洲矣。”〔4〕

　　第四，辽（契丹）之建国。契丹为“东胡遗种，即蒙古族之一派也”〔4〕。916年，耶律阿保机自立称帝，其后讨灭渤海国。此后，契丹成为“亘蒙古及满洲之大帝国者也”〔4〕。辽太宗时，侵入“中国本部”，国号改为辽，“其社稷九帝，约亘二百十年，支配满洲蒙古及中国北部”，至1113年，被“北满洲崛起之金国征服灭亡”。〔4〕

　　第五，金之建国。“征服辽帝国，在满洲倡霸者实为女真之酋长阿骨打（即金太祖）也”。〔4〕1115年，阿骨打自立称帝，改国号为金，奠都于哈尔滨东方之白城（则现今之阿城县城南方为金之上京会宁府遗址），其子孙，“屡次向中国本部进兵，压迫宋朝，驱逐江南，其领土亘由黄河南北与满洲及蒙古并合，形成空前之大版图”，是为“民族占据中原之先驱者也。”〔4〕

　　第六，元之统治满洲。蒙古族由漠北崛起，铁骑十万，讨灭金国，征服南宋，创建大元帝国，“先是满洲全境，归属其统治，嗣后约一百年，满洲为蒙古人民所支配。”〔4〕1367年，元灭亡。

　　第七，明代之满洲。元朝由“中国本部退据蒙古”后，满洲方面由于元朝之遗臣反抗明军，仍“持续独立状态”。“明朝之威令，仅限定辽河下流地域之小部分”，“所属渤海金系统之女真民族，亘东北全体盘踞，不奉明朝正朔，呈独立姿势，明廷对之授与都督指挥及其他之官名，采取惩柔政策，不过糊涂表面而已”，明成祖设置卫所，“有名无实”。〔4〕所以，明代之满洲，“全系女真民族之割据时代”〔4〕。

　　第八，清之统一满洲。金亡后，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崛起，“统一南北满洲”〔4〕，此后约四百年，“满洲再度为女真民族完全统一，当是时，满洲为爱新觉罗氏之一私有领土，与居住汉民族之中国本部，形成别个之独立国家也。”〔4〕1644年，顺治迁都北京，“君临中国”，因“满洲为祖宗发祥之故地，且以失败统治中原之场合”，故保存满洲，严禁汉人移住，并在山海关设置关卡，励行所谓满洲封禁政策，此时“清廷已以满洲为其私有领土，与中国本部，全然区别，实行统治譬如清代任命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将军，满洲人充任，绝对不任命汉人。”〔5〕

　　以苍然皓首之身而无耻屈膝附逆的郑孝胥，如此把中国历史当成断烂朝报，恶意曲解，疯狂剪裁，在历数有史以来在东北“建国”的各民族及所建“国家”后，竟然得出了东北地区为“时常与中国本部所对峙独立之一特重地域”的谬论。

　　追随溥仪叛国的逊清遗老们除歪曲和篡改历史以奴颜婢膝地讨好日寇之外，还不惜强奸民意，自欺欺人地散布伪“满建国”是出于所谓“民族自决”的毒雾，说什么“新国家之建设，其因于满洲人民发露自主的精神，与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簇生之新国家，略含同样性质，是系居住满洲民族大同团结之具体化”；“满洲三千万民众，积年咒诅军阀之苛敛诛求”，“翘企脱离其桎梏”，“九一八事变”之后，“满洲人民”“乘此绝好机会，奋然崛起，纠合同志，竟尔组织新国家，发表宣言”；〔3〕“满洲者，以现在居住满洲之各民族完全支配”，其“建国之理想”为“剪除军阀多年之恶政，救济极度疲弊之人民”，“以满洲国人民统治满洲为最大之目的”。〔6〕他们吹嘘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纯系满洲人民多数恳请之结果”，〔4〕甚至把溥仪在东北搞伪“满洲国”荒唐地比喻成主人经营私家店铺之关系，“其主人始而系幼弱之孤儿，因不能经营家业，结果对于其邻人以一定条件让度其商铺之权利，然该邻人其后违反誓约，全不履行且强夺其本家，对之隐忍多年之孤儿已到成年时期，决然奋起，断然惩戒不法之邻人，夺还其祖业之一部，躬亲处理其业，有何不可？”〔4〕“溥仪氏复归先人之故土，就任元首地位，为当然之归宿，则满洲今日之形态不过复归廿年前（辛亥革命时）之形势而已，且此次使溥仪氏决行出山之根本原因在国民政府不服行誓约，经多年虐待之结果，不可谓非国民政府自招来今日之状况者也。”〔6〕他们貌似找到了建立伪“满州国”的现实必至之势与历史固然之理，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卖国求荣之失道亏理。

　　日伪如此狼狈为奸，遥相护应，极尽歪曲篡改历史与肆意造谣蛊惑之能事，无非是为了给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和建立伪“满洲国”寻找历史与现实依据。这些杜撰臆造的各种谎言，对煽助日本国内的侵华恶浪，对蒙蔽我国东北民众，对欺骗“李顿调查团”以及整个国际舆论，影响都是极为恶劣的。

　　二、中华学者的正义论断

　　面对日伪的上述无耻谰言，中华广大爱国学者纷纷拍案而起，引经据典，著书立说，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与罪行，痛斥汉奸卖国的无耻行径。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有许兴凯的《日本帝国主义与东三省》（昆仑书店，1930年）、朱偰的《日本侵略满蒙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1933年再版）、沪粤爱国社的《日本侵吞满蒙毒计之大披露》（1931年）、浙江省党部宣传部编著的《日本侵略我国满蒙积极政策的解剖》（1931年）、傅斯年的《东北史纲》（中研院史语所，1932年10月）、李仲公译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南京印刷公司，1932年）、徐淑希的《东北问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出版的东北问题研究会丛书，如《倭制满洲国》、《国难须知》、《国人对东北应有的认识》、陈彬龢的《满洲伪国》（日本研究社，1933年4月）等，《申报》《东方杂志》《晨报》等报刊还发表一系列评论，对日伪的罪恶言行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抨击。综观这些言论，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诸端：

　　第一，揭示日伪反动言论的本质。一些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日伪妄图把东北从中国割裂的无稽之谈是一种“慢性侵略政策”，可以“避免人们的注意，而其潜力则极大”，“能移入思想于无形”，〔7〕P15其危害更甚。还有的学者援引日本吞并朝鲜的先例，指出《马关条约》中第一条首先规定的就是“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之独立国，以前向中国所行贡礼，一概废绝”，因此，1910年日本灭亡朝鲜的时候，“中国果然就没有过问什么，果然便不是灭亡中国的朝鲜了”。[1]P1-2所以，灭亡东北自然也要“首先‘设法使满洲国与中国脱离关系，而成为一个真实之特殊区域，’脱离后，便可吞所欲吞，而并所欲并”了。[1]P2至于“满蒙伪国”，“根本未具备建国之条件”，所谓“国”者，不过是日本用以笼络溥仪等汉奸的纸上名词而已，故其只能称为“国奸一群”，而不应称为“伪国”。〔8〕

　　第二，为中国之东北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了从根本上揭露日伪的狼子野心，许多学者纷纷为“东北”正名，指出“满蒙”一词完全是日本为实现其侵略目的而别有用心、牵强附会捏造出来的，既非“代表今日东北”，“复无历史上之依据”，“日人所以必欲强为引用者”’无非是想要迷惑国人，设法使东北与中央脱离关系，变为一个“真实之特殊区域”而已。[1]P5

　　“满洲之称本系族号，并非地理名词，地理名词，以前旧籍称为东北”，“东北”一词在史书上早有记载，“其地虽不尽指今之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而言，但总不出其四省的范围以外。”[1]P31902年，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签订后，“东三省的名称，便用之于国际了。”1907年，清改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处为行省，“东三省的名称便正式用之于行政区域。”[1]P3有清二百余年中，“官书私记均未尝以满洲名此区域也”。〔10〕P376辛亥革命之后，国人“无论在谈话上，或著述上，对于此一部分的国土，复以东北称之。”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设东北政务委员会，至“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辽、吉、黑、热四省的政府，均为委员制，各设主席一人，其组织及行政，亦与内地各省，完全一律。”[1]P4

　　“满蒙”，为“一般习用之名词，而非学术上之用语”。〔9〕P1“此名词之通行，本凭借侵略中国以造‘势力范围’之风气而起，其‘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去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10]P376“满”、“蒙”二字，首次被连成一词始于1913年日人向袁世凯提出“满蒙五铁路”建筑权之要求。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把持的北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中又有“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语”，“自此以后，日本便据为典要，强指我东北为满蒙”，[1]Ｐ1“实则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范围，异常不明，南满洲与北满洲之分界果在何处？东部内蒙古与西部内蒙古之分界又在何处？此种名称，用作日常通语，固无不可；用作条约上之名称，意义即不免暧昧。”日人故意用此等“不确定之名称，希图蒙混”[9]P1，以达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第三，论证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传统史学自古以来就有秉笔直书和爱国的优良学术传统。为了驳斥日伪妄图从历史的角度分裂中国东北的种种荒唐谬论，中华学者们按诸典籍，从民族到文化，从地理到法理，从历史学的角度论断和确认了东北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大汉奸郑孝胥臭名昭著的《满洲建国之历史的意义》一出，旋即遭到爱国人士的群起批判。包瀚生在《历史证明东三省是中国的领土》中，将东三省与中国关系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分别为东省开始服属中国时期——周以前；东省与中国关系渐形密切时期——秦汉至清；东省全部与中国混合时期——唐五代宋；东三省完全为中国领土时期——自元至民国，从而证明“东省在四千余年前，已经附属中国了，他的全部与中国合并，也已经千有余年。”[11]为了批判矢野仁一的谬论，史学领袖傅斯年“以正史及通鉴为宗”，外加“近年吾国人所考辑者”、“明清两代新发现之材料”，特别是利用“日本学人近于东北史地”[10]P396研究所可信者，写成了著名的《东北史纲》。东北问题研究会的《国人对东北应有的认识》更是针锋相对，从历史、地理、民族、法律诸角度，对伪满的《满洲建国之历史的意义》一一进行驳斥。

　　1、考证中国东北的历史统治。“自黄帝方制九州，嗣后，尧遭洪水，天下分绝。及舜即位，命禹治水，兼有东北各省及朝鲜北部。”“舜时十二州，分青州为营州，营州及既辽东也。”[1]P8故《史记·五帝本纪》载：“舜禹之时，北抚山戎、息慎、东长岛夷。”《竹书纪年》亦载：“帝舜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氏。”“息慎”，即肃慎，“其地包括今之吉林、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以东。”[1]P8可见，上古时期的东北北部，已为中国王化声教所及了。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设三十六郡，“把燕国的东部——今辽宁一带，分设辽东、辽西两郡，由中央遣派守尉监直接治理”，[11]东北在秦朝时代仍为中国领土。

　　汉朝时，中国分为十三州，“辽宁分属辽东、辽西、玄菟三郡，直辖于十三州的幽州。”[11]三国时期，辽宁为公孙度所据，“管宁王烈等贤士来此避乱，辽人大受感化。”[11]晋初，辽宁设三郡，属十九州的幽州。降至东晋，中国北方纷乱，今辽宁和热河河北一带，先后属十六国的前燕（今满族）、前秦（今藏族）、北燕（汉族）统治。南北朝时，辽宁为高丽所占据，“虽暂与中国分离，但至隋炀帝三征高丽，高丽降服”，“辽宁一带，仍属中国势力范围”。“吉黑在汉为挹娄、夫馀，挹娄朝贡后汉，为中国属邦。南北朝隋时，吉黑为勿吉或称沃沮、靺鞨，勿吉和北朝的魏交通频繁，《魏书》有详细记载。”[11]

　　唐初，辽宁一度被高丽占有，唐太宗打败高丽，收复辽宁，称辽东州。后高宗征服朝鲜三国，在辽宁设安东都护府，成为唐代六都护府之一。吉林和黑龙江在唐初为靺鞨各部都属，唐后有粟末大祚荣一部，自立为震国王，睿宗封其为渤海郡王，玄宗封祚荣之孙为渤海国王。此后，渤海常常遣派学生留学中国，他所有的制度都仿效唐室，可见，“那时的吉黑也已属唐而汉化了。”[11]

　　五代北宋时期，辽宁为辽阳府，吉林和黑龙江为生女真与熟女真，概属鲜卑族的契丹——辽，当时“契丹兼管中国北方，因为五代时，契丹曾从石晋得了燕云十六州，契丹太宗又到过河南作皇帝，虽然不久就跑回北边，但北宋神宗时，契丹又得了蔚、应、朔三州，故五代北宋时，黄河流域已和东省全部合成一体了。”金建立后，平定吉黑两省，乘胜灭辽，灭北宋，“统一东三省和中国北方”，并与南宋订立《澶渊之盟》，以淮水——大散关为界，这时“中国淮水以北，是同东省全部打成一片，归金国——今五族的满族——管辖，约经一百多年。”[11]

　　元朝时，把“东省与本部联合起来，归帝国统治。”辽宁划分为“广宁、沈阳、辽阳、咸平等路府”，吉黑“大部为开元路，均属中国十一行省的辽阳行中书省。”[11]

　　明朝在边境设都司、卫所，“辽宁是建州卫，吉林是海西卫、野人卫，黑省是朶颜卫”，明初这些地方属辽东都司管辖，后属辽东边防区管辖，明朝国势虽不如汉唐强盛，但东三省仍完全属中国。[11]

　　清初，吉林和黑龙江设置将军都统管治，辽宁尊称为盛京。日俄战争后，辽宁改称奉天，与吉林和黑龙江同为行省，派巡抚管治，更设一总督在奉天管辖东三省，这时三省是中国二十二省的三省。民国成立后，清帝昭告天下逊位并赞成共和，东省自与中国一体。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把奉天改成辽宁，更是表明彼此一致。就此二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其意义正如明经天者尔”，“与江苏、福建之为中国”“无二致也”。[10]P375

　　2、考证东北的民族关系。东北各个民族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伪满汉奸恶意扩大民族差别，甚至不惜认贼作父，指出“古来占据满洲建国之各民族”包括以下三个系统：“一、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清朝之系统；二、秽貊—夫馀—高勾丽—室韦之系统；三、东胡—鲜卑—契丹—蒙古之系统”，“此三系统之种族，除第三系统蒙古系统所属之布里雅特种，及其他混血种外，第一第二至两系统，与日本民族同样，隶属通古斯族，皆均与汉人种全然相异之民族。”[５]妄图使东北民族脱离中华民族，而与日本民族成为一家。

　　对汉奸们数典忘祖的无耻谰言，“东北问题研究会”引用当时最新的一些考古发现和人种学方面的成果，有针对性地予以驳斥。如瑞典来华著名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家安特生博士在1923年的《地质报告》中称：“沈阳附近，发现新石器期的文化遗迹，与在河南西北仰韶所发见之同代遗物，极其相似，因此，可以断定，此两处之文化遗迹，不独属于同一时代，并且属于同一人种的一个文化区。”“台维生勃拉克教授，复就两地人体之骨骼，详加研究，结果是‘此两处人体之形态，与现在华北之中国人，毫无二致。’”[1]P22连日本的滨田博士也客观承认：“辽河一带，秦汉以前，已有汉族人繁衍孕育于其间，此类人种，为近代中国人之祖先。”[1]P22-23从人种学方面来说，东北通古斯人的体格与华北人之体格，符合之点颇多。“如俄国人种学家施洛哥夫，在其所著《北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中谓‘通古斯为一语言的集团，不是一个特殊的人种’，同时，施氏又断：‘满洲之通古斯人，不是从西北利亚来的，乃是由中国本部而来的；在纪元前，他们皆散居在长江以北之黄河两岸，随后乃逐渐向东北移植。’”[1]P23此外，针对伪满鼓吹的所谓“民族自决”谬论，陈彬龢认为，所谓民族自决，乃“异民族脱离移民组织压迫而独立”，“欧战后之新兴各国成立，皆属于民族自决之原则，今东北之民，固绝对为汉民族也，竟向自民族而宣告独立，从而又甘受异民族之束缚与压迫，是盖为历史上所绝无。”[12]P5傅斯年也指出，“依其民族自决之义，必其地之人民多数不与其所属之国同族，然后始可成为抗争之论”，而“今吾国人在东北三省者三千万，日本人不满二十万，其中大多数在租界地及南满铁道区，其在中国统治之若干万方里中仅数千人！如许东北人民自决者，当直将作祸之日本人逐出境外而已！”[10]P375总之，东北的民族，“自有史以前，就是中华民族之一部”，所以，“东北的土地，自然也是中华民族所占有。”[1]P23

　　3、考证东北的地理归属。“据地质学家言，古代之登莱半岛，实与辽东半岛毗连。”就山脉言，“今山东之长山列岛与辽宁之老铁山，其脉络仍相连贯。”及假定不相连贯，则该地亦具有大陆性质。对此，调查团亦云，满洲具有大陆特征，其山脉计有两系：长白山位于东南，大兴安岭位于西北。此两系山脉，“均由帕米尔高原而来，其地质亦与中国内地相同，较之日本无论山脉、气候、地质，即全不相同。因是，不适于日本之移民。反之，则极合于中国之移植，盖因土地出产相同，极合中国人民生活之习惯，此虽日人事，要亦地理所使然。”以距离而论，“日本三岛，远处太平洋中，由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为起点，至日本北端的关门海峡，为七百八十海里，然距中国大沽，只有一百二十余里，较之上述海峡，实近六百六十海里。再就大陆距离说，以沈阳为起点，至日本东京共一千六百三十里，而距至中国故都北平则仅五百二十三里，距新都南京，亦不过一千零六十五里，较之东京尚近五百六十五里。”由此证明，“东北与中国关系密切而与日本疏远”，“中国领有东北，实较日本为迫切，何况原是中国领土。”[1]P21-22

　　4、论证东北的文化性质。学者们纷纷列举大量史实，如辽人重用汉人，金人完全采用汉人官制，元之兴起亦大量吸收中原文化，从而阐明东北之土地，在形势上虽一时为异族所占据，而实际上，政权方面多由汉人来掌管，文化上仍为汉族文化所支配。五胡、契丹、女真、蒙古“诸族代兴，虽亦曾先后占领东北，但一切文化政制亦靡不采自汉族，并尊用汉人，而其结果，不独人民已为汉族所同化，即所有土地，亦莫不反之汉人。”[1]P15

　　5、论证东北的法律地位。“依国法及国际公法之意义所规定，或以承袭，或以割让，通之于本国之法令，见之于国际之约章”[10]P374，东北属于中国勿庸置疑。针对田中义一的“‘最不幸者，日俄战争之时，我国宣战布告，明认满蒙为中国领土’，‘致祸我帝国对满蒙之权益’”[1]P23的谬论，《国人对东北应有的认识》一书中指出，早在1894的《马关条约》，日本“即向中国要求割让辽东半岛，此非承认而何？”[1]P24随后又专门列举清朝以来与东北有关的条约证明“无论任何国际的关系上，无一不以东北为中国之领土。”[1]P24

　　总之，东北自古以来就为中国之领土，其间“虽有时发生战争，或势力互相消长，此乃国民民族融化必有的现象，只可说是兄弟阋墙，不得看做异国侵略。”[11]或者说“这不过是一时的统治权之强弱问题，而不是土地的领属问题”，若谓当时汉族“国防不固”则可，若谓土地“原不属汉”则不可。[1]P15“譬如，某甲有田，突为寇劫，这只可说是某甲‘无力御寇’，而绝不能说是这块田地，原非甲有。”[1]P15当然，东北历史源远流长，亦非仅仅只是满清之遗物。

　　三、历史就是力量

　　传统的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根，是一个国家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日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公然歪曲、篡改历史，为侵占和分割我中国东北制造理论根据，希冀谎言一再重复就可混同于现实，妄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但是，当时中国广大爱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历史文化为主要武器，同时，还结合地理、法律等知识，对日伪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拳拳爱国深情，令人感奋不已。当时的爱国学者指出，要收复东北，“必须先要认识东北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究竟与中国发生过怎样的密切关系，而后我们的否认才有力量，而后才能攻破敌人的迷魂阵；尤其是吾今日不能不收复领土，但收复领土必须先要认识领土之所由失，过去的失败，正可激发我们的猛醒”，所以，“东北的历史，实有回溯的必要；并且只有回溯东北的历史，才能窥得帝国主义者的凶暴和中华民族的危险！”“理直则气壮”，爱国学者们关于中国东北的这些有力的历史学术论证，作为抗日救国斗争的一种形式，对于揭露日军野心，唤醒民众，救亡图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下作为中国史学工作者，特与弟子小方在此发表拙文以志之。

　　参考文献

　　[2]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六卷）〔Z〕．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3]满洲建国之历史意义．盛京时报[N]．1932-5-29．

　　[4]满洲建国之历史意义．盛京时报[N]．1932-5-30．

　　[5]满洲建国之历史意义．盛京时报[N]．1932-5-31．

　　[6]满洲建国之历史意义．盛京时报[N]．1932-6-1．

　　[7]秉正．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J〕．家齐．反日特刊[Z]．1932．

　　[8]陈彬龢．告溥仪等国奸一群．申报[N]．1932-3-12．

　　[9]朱偰．日本侵略满蒙之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10]傅斯年．东北史纲〔M〕．傅斯年全集（第二卷）〔Z〕．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11]包瀚生．历史证明东三省是中国的领土[J]．东方杂志，1933，30(19)：7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