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牡丹江地名的演变

　　牡丹江市是黑龙江省辖地级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是黑龙江省省域副中心城市，也是黑龙江省东部和吉林省东部最大的中心城市，全市总面积3.8827万平方公里，截至2012年年末，总人口278.5万。

　　牡丹江圖

　　牡丹江流域在漫长的历史变革中，随着朝代的更替，其称呼也不尽相同。《禹贡》分九州岛，牡丹江流域一带为青州。禹治水之后舜点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其中分冀东恒山之地为并州，又东北医无闾之地为幽州，又分青州东北辽东之地为营州（辽东地在辽水东也，营州即辽东定辽等卫）[①]。即《禹贡》中嵎夷（嵎夷既略：锥指传曰，嵎夷，《地名正义》曰，即尧典宅嵎夷也。金氏曰，青州实跨海而有东夷，尧命羲和宅嵎夷以候正东之景，故特表于前）之地，为肃慎氏所在。水土即平，因冀为帝都，省幽入冀。殷人南都河南之毫。复舜幽州之名。周人又以幽州兼殷之营州。春秋全燕是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置辽东西两郡，外徼燕秦之所。汉沿秦置辽东辽西两郡，光武十三年以辽东属青州，二十四年还属幽州。[②]《晋书》云：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长白山）北。《魏书》卷一百列传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北史》卷九十四列传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据《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列传载：隋唐时期， 勿吉又转称靺鞨，靺鞨族当时分为七个部落，公元698年，栗末靺鞨族首领大祚荣在敖东城建立了“震国”，史称“旧国”。公元705年，大祚荣受招唐朝改国号为“渤海”，正式成为唐朝管辖下的地方自治政权。公元755年，大祚荣之孙，渤海三世王大钦茂将国都迁到今天宁安市渤海镇，定首都名为上京龙泉府。渤海强盛时期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洲，号称“海东盛国”。公元十世纪初，渤海国开始衰落。公元926年，契丹攻占上京龙泉府。渤海末王大湮撰率众出城投降，渤海国灭亡。公元928年，契丹将渤海国王族及城内居民财特迁到契丹腹地今辽南地区，为使渤海人忘其国土，临行前放火将渤海故都化为灰烬。渤海国众698年建国到926年灭亡，共传十五世，历时229年。辽起自临潢，西兼突厥，东并渤海，有城邑之居百有三，置渤海州，下辖黄龙县（本渤海长平县，并富利、佐幕、肃慎置）[③]。金女真完颜部崛起，灭辽后袭辽制建五京。据《金史·本记第一》记载：“始祖居完颜部仆干水之涯”。仆干水就是今天的牡丹江，属金胡里改路辖。元置中书省十一，辽阳治辽阳路，统辽西辽东地。明置辽东指挥使兼辖汉辽东西二郡之地，都司城西四百二十里为广宁卫，本辽东无虑县也，卫西幽州域，卫东营州域。都司城东至鸭绿江五百六十里，与高丽分水。《太康地志》云：乐浪遂成县，有碣石，长城所起。《通典》云在今高丽界，盖即蒙恬所筑，起临洮至辽东，东汉以来故址湮没。都司城北至三万卫三百三十里，古肃慎氏地。卫西有开元城，金置会宁府，号为上京，《禹贡》青州之界当极于此。

　　鏡泊湖

　　明永乐八年（1410），建洲女真斡朵里部酋长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耳率部从牡丹江西岸南行至宁古塔（今海林市旧街乡）定居下来，这一支女真在历史上被称为建洲女真。明朝后期，建洲女真日益强大，努尔哈赤相继统一了建洲诸部和海西女真四部。1608年，努尔哈赤派兵进驻宁古塔旧城，并以此为基地征服了今兴凯湖、三岔口、乌苏里斯克、穆棱、宁安、密山、珲春等地的女真部落。1666年，宁古塔将军巴海率部在今宁安市宁安镇修建新城，同年12月驻地迁往新城，原来的旧址便被称为“旧城”或“旧街”，宁古塔旧城作为清朝各级章京驻地和治所，自1636年至1666年前后共存30年。

　　牡丹江雪鄉

　　清王朝从顺治到康熙年间不断往宁古塔一带拨民和安置有战功的八旗官兵及其家属，汉族人逐渐增多。宁古塔迁往新城后，宁古塔作为清朝政府的流放地，先后有大批被朝迁罢职、刻黜的官员和一些有学识的文士被“谪戍”或“遗戍”到这里。

　　1860年，清政府开始对东北地区局部解禁。1881年，清政府开放了宁古塔管辖下的铁岭河，1904年，牡丹江流域全部开禁，大批汉族人进入了这一地区。1903年，沙俄修筑的中东铁路在牡丹江沿岸修建了一座车站，因车站南临牡丹江，便为车站命名为牡丹江车站，这便是今日牡丹江市的雏形。从此，人口不断增加，牡丹江站开始迅速发展。

　　1907年，清政府将东三省将军制改为行省制，牡丹江境域属吉林省宁安府管辖。民国初年，牡丹江地域沿袭清制，仍归吉林管辖。

　　1932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牡丹江站等地，1937年1月，成立伪牡丹江省公署，辖宁安、穆棱、东宁、密山、虎林五县。同年12月1日，正式成立伪牡丹江市公署，当时的牡丹江省共辖5县1市，省会设在牡丹江。

　　1945年8月14日，苏联红军进驻牡丹江。日本败退，伪东满省公署和牡丹江市公署同时解体。8月18日，成立了牡丹江市地方治安维持会。建立了牡丹江卫戍司令部，维持刚解放的地方治安。1945年10月14日，牡丹江民主政府成立，设立牡丹江市。

　　鏡泊湖

　　牡丹江既是城市名，又是江名，市名源于江名。而牡丹江这条河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唐代称敖罗河，后称忽汗河；辽代称没打河；金代称呼里改江，亦作鹘里改江；元代称窝多里江，又称忽尔哈河；明代称胡里改江，还称呼拉哈河、虎尔哈河、火儿哈河、阿速江等；清代先称库尔堪江、胡尔哈河、宁古塔河，清晚期则称牡丹江，一直延续至今。

　　鏡泊湖峽谷

　　牡丹（mudan）一名，起源最早见于《桓檀古记·太白逸史》大震国本纪第七：明忠至圣宗宣皇帝仁秀[1]，天资英明，德气如神，才兼文武，乃有太祖之风。南定新罗、置泥、勿铁、圆沙、弗岩、渊等七州；北略盐海罗珊曷思藻那锡赫。及南北虞娄置诸部。长白之东曰安边；鸭江之南曰安远；牧丹之东曰铁利；黑水之上曰怀远；幄河之东曰长岭；长岭之东曰东平；虞娄在北大盖马岭之。南北地广九千里，境宇大开，文治熙洽。此书虽争议颇多，但位于渤海国境内牧丹（mudan）的方位应无误。其后在《契丹国志》卷十三后妃传太祖述律皇后条：先是，太祖崩于渤海，太后杀诸将数百人。太宗崩，诸将惧死，乃谋奉兀欲勒兵北归，太后闻之大怒，发兵拒之，兀欲以伟王为先锋，相遇于石桥。李彦韬本从晋主北迁，是时隶太后麾下，为排阵使，迎降于伟王，太后兵由是大败。兀欲幽述律太后于太祖墓侧，居之没打（modan）河。又卷十八列传·刘六符条：书至宋朝，富弼为回谢使。弼至没打河，六符馆之。又按《辽史》所载：“饶州，匡义军，中，节度。本唐饶乐府地。贞观中置松漠府。太祖完葺故垒。有潢河、长水乐、没打河、青山、大福山、松山、隶延庆宫、统三县。林瑞翰在《宋代政治史》里：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二年七月，初，富弼以结婚及增岁币二事往报契丹，惟所择。弼等至没打河（牡丹江），刘六符馆之……[④]。而在当时，牡丹江流域存在多个部落，《北史》记载靺鞨分七大部落。《满洲源流考》中宁古塔的“宁古”即“六个”的意思，宁古塔为六个部落之意。清代众多史料中则记载有如虎尔哈、果博尔、博和里、喀尔塔孙、木丹、都孙、兀喇喀、得都尔等多个部落存在。其中虎尔哈即呼尔哈；木丹（mudan）即穆丹(mudan)或墨尔丹(mordan)[⑤]。《朔方备乘》卷十四雅克萨城考载：穆丹屯（屯长曰诺奇尼，初附博穆博果尔，后归顺。《满洲源流考》做纳木丹namudan屯）。在吴兆骞《秋笳集》中也多次出现木丹这个名字，例如在卷二中《九日自木丹山归过净公兰若》：千山鸟道出云层，九日龙沙欲渡冰。征戌未归榆塞客，经行空对竹林僧。卷三中《自木丹还城作》：万里独来添北极，十年空逐海西侯。又有康熙《大清一统志》卷四十五吉林：穆丹山，在宁古塔城东北三千九百十三里。此处的穆丹山是否与吴兆骞诗中的木丹山是否为同一处则不得而知。不可否认的是mudan一词自唐宋以降一直存在，伴随着此地名而存在的部落一直延续至清代。

　　牡丹江雪鄉

　　牡丹江作为江名起于何时无法确证，自渤海国之后，牡丹江在可见到的历史文献中，有过忽尔海水、忽尔海河、火儿海河、忽尔海毕拉、活罗海川、胡里改江以及呼尔哈河等10多个名称。尽管各名称汉字不同，但它们都是靺鞨人及其后世对这条大江的称谓，即对忽汗水的忽汗二字的转音、谐音记载。《满洲源流考》是清代官修的重要史籍，将“建州之沿革、满洲之始基，与夫古今地名同异”“详加稽考，勒为一书”，其中记载：“呼里改江出建州东南山下，东北汇为镜泊，又北入混同江”。《钦定盛京通志》记载：“虎尔哈河，即古呼里改江，源出船厂界内色齐窝集中，诸河汇为一大河，东注入镜泊。又从镜泊之发库东注，绕城之南，复东北折，入混同江”。《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瑚尔哈河在宁古塔城东南，上流自富勒善河北流折东，汇诸水为一，又折东北，汇毕尔腾湖，又自湖之发库东流经旧会宁城北，又九十余里，绕宁古塔城南，复折而北，流七百余里，入混同江”。《清文宗实录》咸丰九年（1859）五月丁酉载：“夷酋恃强过卡，并贸易夷人，不遵理谕，……至彻卜勒幅夷船，行抵胡尔哈河后，富尼扬阿以理诘问。该夷欲给字据，据署副督统据理”。

　　穆旦烏拉

　　最早出现牡丹江这个名字的图书是在祁寯藻所撰的《三姓山川记》中，而且有多处出现“牡丹江”：“入胡尔哈河即牡丹江合流”，“西靠胡尔哈河即牡丹江东岸”。明确指出“胡尔哈河即牡丹江，在三姓城西，……入松花江汇流”。同治二年（1863）七月，《清穆宗实录》记载：“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景纶等奏，……吉林所派赴豫官兵，因该处雨水连绵，松花、牡丹等江，河水汹涌，未能依限到省”。但同治三年（1864）七月《清穆宗实录》记载：“据称俄官石沙木勒幅等乘坐轮船，带领兵役多名，向松花江上驶，声称欲由三姓往见吉林将军，议办要事。经景纶等派员迎阻，坚不允从，并在沿途观绘山川形势，已于本月初七日，行过胡尔哈河，向小古洞河一带上驶等情”。此时，“牡丹江”和“胡尔哈”两个名称被官方同时使用过。其次见于清同治四年（1865）《吉林舆地说略》一书[2]提及牡丹江一词。其后，吴大澄《愙斋自订年谱》在光绪八年（1882）也提及到了“牡丹江冰道”。另据附于《黑龙江述略》后还有一本清佚名撰《宁古塔村屯里数》，其中牡丹江的名称已经规范化。在当时应该是官方名称。光绪十七年（1891），长顺将军编吉林省第一部官修的《吉林通志》记载：“牡丹江自其发源之处所言也，至宁古塔以下曰瑚尔哈又称虎尔哈”，“牡丹江自发源至入镜泊湖无异名”，“牡丹江源出敦化县西南老岭长白山北径三百余里之干山也”。

　　牡丹峰

　　光绪二十二年（1896），地理学家曹廷杰的《东三省舆地图说》记载：“国初称虎尔喀，又作瑚尔喀，呼尔喀，库尔喀，今称牡丹江”。《南园丛书·韩边外志》记载：韩边外领土之界东起古洞河，西迤大鹰沟以达宽街，北越牡丹岭……牡丹岭，由柳树河正北行，折而东北，凡四十余里。有山巍起，谓牡丹岭，即牡丹河之水源逾岭而过，更向东北行，抵帽儿山。民国初年，景方昶所撰的《东北舆地释略》也记载：宁古塔即胡里改宁古塔河，一名忽汗河，由唐忽汗州得名，又名虎儿哈，一名瑚尔哈，一名富尔翰，与胡里改之名称皆由忽汗二字之音转，今名牡丹江，其湖曰镜泊，即渤海王城所临之忽汗海。而穆丹乌拉一名则是民国之后个人所加，不见于官方文献之中。

　　牡丹江地下森林

　　那为何要改虎儿哈为牡丹江呢，有几个原因，其中最可能的原因应该是避讳。据雍正十一年四月上谕载：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呀改易形都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尽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者也，嗣后临文作字补更换，恐卷帙繁多，或有遗漏，着一并晓谕，有情愿者填补更换者，听其自为之。

　　据上所知自雍正十一年起，对清代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必须改易形声。以前书籍，有自愿填补更换者，听其自为之。其后因文字狱案受牵连处斩或者流放之人比比皆是。如

　　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徐为江苏东台县举人，生于康熙中叶，卒于乾隆二十八年左右，生前着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子孙因而获罪。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谐音）搁半边”、“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重明敢谓天无意”、“江北久无干净土”等句都被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诗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有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来是指第二天早晨的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说是指明代，因此这两句诗就说成是怀念明朝，等等。最后乾隆判决：徐及其子徐怀祖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子孙徐食田、徐述书虽然是自己携书自首的，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负责校对此书的徐首发、徐成濯兄弟二人的名字合起来是“首发成濯”四字。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落也”，乾隆遂认为此二人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

　　牡丹江雪堡

　　魏塾读《徙戎论》批注案：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当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逐渐迁入中原的情况，建议迁徙他们回原处，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批语，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是映射清朝。魏塾被斩立决。从这两案例看来，不独写诗文可能被认为是反对清朝，即使是读诗书写几句感想批注，也可能有罪。

　　牡丹江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着有《坚磨生诗钞》等。乾隆十八年，有人将此书送乾隆处告发，乾隆阅后大怒，认为是“悖逆多端”，下令给当时的广西巡抚哲治：“汝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稍有姑罔，与汝身家性命有关。查出即行密封差人驰驿送京，慎之，密之。”语气如此之重，可见乾隆的恼怒程度。他从《坚磨生诗钞》中挑出“悖逆诋讪怨望”之词，如胡的诗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日月合写为“明”字，乾隆即认为胡是有意复明，“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上，是何肺腑？”胡诗中还有“老佛如今无病痛，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老佛”是对自己的诅咒，并讽刺自己不问政事；胡诗中“穆王车驾走不停”，乾隆认为这是讽刺他多次南巡；胡诗吊孝贤皇后（乾隆的妻子）有“其夫我又属，妻皆母道之”。乾隆认为以夫妻称帝、后，“丧心病狂一致于此，是岂可容者”，意即为天地所不容。据此推断，整部诗集就成为有意识、有系统的反清的书。他指出此书“种种悖逆，不可悉数”。他还追查群臣的责任：“朕见其诗，已经多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人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如此天威震怒，杀气腾腾，群臣以后就只能捕风捉影，吹毛求疵，文字狱更加泛滥。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满族人，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由于胡是鄂尔泰的门生，鄂昌和胡论世谊，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但乾隆却申斥鄂昌身为满洲人，“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反复唱和，实为丧心病狂之尤”。在搜查胡、鄂两家的诗文信札时，发现鄂昌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又批：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

　　不一樣的穆丹烏拉

　　而雍正年明确因为“文字狱”发配宁古塔则是在1726年，因文字狱案，汪景祺被处斩。其妻子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兄弟子侄发往宁古塔。1733年，吕留良文字狱案结案。吕留良及其学生严鸿逵戮尸，其孙辈一律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当时的流人尽量避免称胡儿（呼尔、虎尔、瑚尔）等避讳词汇，这一时期流人的诗作以及书信基本见不到这个词汇。例如吴枨臣著《宁古塔纪略》：南门临鸭绿江（实为呼尔哈河，即牡丹江。吴枨臣因其父吴兆骞在顺治十四年科场案，随父遣宁古塔二十三年，不可能把鸭绿江和呼尔哈混淆，应为避讳而为之），江发源自长白山。而宁古塔河这个名称则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

　　众所周知，地名文化是受到居住者的影响而改变的，从虎尔哈族到穆丹族，再到清初牡丹江流域宁古塔一带的流人文化，这时，在宁古塔一带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顺治元年至康熙六年的二十三年间，清政府多次下令引关内汉人来东北开荒种地。对“招头”按其招民多寡，授其不同程度的文武官职，还在黑龙江、吉林采取了“官庄屯田”的农垦措施。“顺治末年，清政府把以汉族人为主的流人，……改放于宁古塔、齐齐哈尔等地，……成为官庄、旗地上的壮丁、佃户，或拨给旗人为奴，或成为站丁”。据研究流人的专家李兴盛先生统计，清代的东北流人达一百三十万人。

　　康熙七年（1668），清政府“停止招民，封禁东北”，但并没有挡住关内汉人流入东北。学者孙占文根据《盛京通志》、《大清会典》的记载，统计了实行封禁政策之后的雍正至嘉庆年间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统辖地区人口增长表，“雍正十二年（1734）二万六千二百九十二丁”，至“嘉庆十七年（1812）四十四万四千零九十口人”，七十八年增长了四十一万七千七百一十七口人（虽然没有扣除人丁之外的人口），“增加速度惊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迁入的汉民”。乾隆五十八年（1793）吉林将军上奏：河北饥民流入一万五千人，不得已载入红册，令纳丁银。嘉庆十七年（1812），宁古塔、三姓、阿拉楚喀等地增加三万三千多人。

　　牡丹江雪谷

　　在文化交流上，清初,随着文化流人不断被放逐到东北,这里的文化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当时以函可和“冰天诗社”、吴兆骞和“七子之会”为代表的文化流人,面对凄苦的边塞生活,常以诗歌创作的形式,发出对时世的感叹和对流放生活的感触,也包括对边疆风习、人民生活的介绍、赞美和对历史的记载。这种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再现了清初特定历史环境下东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掀开了东北地域文化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康熙元年（1662），杨越、祁班孙、李兼汝、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等，以“通海案”牵连，流徙到宁古塔。当时“宁古塔书籍最少”,只有杨越有《五经》、《史记》、《汉书》、《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选》、《历代古文选》等书,这使他成为宁古塔地区文化知识的重要传播者之一。这些文化流人富有特色的教学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在东北传播,同时也大大加快了东北与内地文化的交流,而文化流人则是这种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康熙四年（1665），吴兆骞联络张缙彦、姚琢之、钱威、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等结成诗社，即所谓的“七子之会”。

　　牡丹江火山口

　　康熙十一年（1672），清政府通令全国普修志书。由于在东北方志编纂中遇到“文献两阙”和撰志人手缺乏等问题,因此,在文化流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官员便发动他们利用自己的文化特长对地方志书进行编纂。截止到康熙二十一年大约完成了八部志书的初稿。其中,《铁岭县志》是清代在东北文化流人的努力下完成的第一部地方志书。全书分上下两卷,包括建置等9志,志下又分29个细目。当时铁岭知县贾弘文谓全书“纂辑率出董子,搜集、校正诸绅士咸与有力”。所谓董子指董国祥,诸绅士指孙楩、罗继谟、邢为枢、左玮生、左昕生等五人,他们都是徙居铁岭的文化流人。康熙二十一年,清政府为编修《大清一统志》,再次“敕奉天府尹先修《盛京通志》”。《盛京通志》是清代前期东北地区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备的一部地方总志。在《盛京通志》的修订过程中,被贬谪沈阳的原翰林院编修陈梦雷起了重要作用。

　　牡丹江

　　康熙十五年（1676），于宁古塔建立满洲官学房，赐名曰“龙城书院”，是为吉林历史上第一个书院。另外，随着移入东北的汉民增多，东北及牡丹江流域逐步汉化，满人学习汉语的风气十分盛行。大约乾隆中期，汉语文即使在盛京地区也已经出现了代替满语文的趋势。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英兰在《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一书中讲“不识汉文，不懂汉语，也难以办理地方诸事”。“到了乾隆时期以后，许多东北满人已经不会满语，就连根本重地的盛京也是如此。”《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盛京满洲旗人果尔敏考取笔帖式（办理文件、文书的人）补放户部，由吏部引见时，乾隆帝因果尔敏是满洲旗人又考取专事翻译满汉文的笔帖式，就用满语同果尔敏交谈。然而果尔敏除背诵履历外，其它一概不知，乾隆帝深感“实出意外”。尽管乾隆帝三令五申，也没能扭转满族人使用汉语文的趋势。盛京将军“琳宁奏折仅用汉字，而所奏报盛京并无蝗蝻萌生一折，亦用汉字”，遭到乾隆帝一番痛斥。到了清末，“就连一些满人的家谱也因族人识满语者甚少，因之纂修新谱，译成汉文”，“就连名字都逐渐汉名化”。《黑龙江述略》载：到了光绪初年，清政府“于满文概不收阅，例行满文亦多发回，改行汉文”。总之，到清晚期，东北已通行汉语汉字，正如清代西清的《黑龙江外记》所言：“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故也”

　　此外,还出现了一批与东北地方史事有关的私家笔记与纪行之作,流传至今的十几部著作中,大部分都是文化流人所作,诸如《宁古塔纪略》、《宁古塔山水记》、《龙沙纪略》、《绝域纪略》、《天东小纪》、《东行风俗记》、《卜魁集》、《珂雪集》等等皆是。在这些著作中,文化流人以其实地所见所闻,从不同角度,真实地、生动地记述了当时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民族、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史实,展现了一幅广阔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图景,极大充实了由正史、实录等文献所构筑的东北历史框架。如方拱干的《绝域纪略》是清代东北笔记中的早期著作,全书虽不到20条记事,约3200字,但内容广泛涉及宁古塔的沿革、抗俄、气候、城池、居室、古迹、农业、山川、物产、风俗、贸易等方面情况。流人张缙彦所撰的《宁古塔山水记》,围绕宁古塔之山水,考其源流,记其形胜,其“杂记”一则留下对宁古塔民族、风俗习惯、物产、贸易、宗教等情况的记载,为他书所鲜见。同时由于当地文化的缺失，很多地名无法表述，于是在记述中对一些山水进行了命名，例如张缙彦所命名的“泼雪泉”。

　　鏡泊湖峽谷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改称为宁古塔河作为流民苦难象征的名称逐渐为流民抛弃。宁古塔地区的古名穆丹开始替代为河名。而此时穆丹已经被雅化为牡丹。例如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牡丹屯红山条：女直故地，以芍药为蔬菜，填山掩谷，皆芍药也。东南一屯，名牡丹，问其物产，则姚黄魏紫，从不见之。盖土音牡丹，乃一日可以往还，计其程途以为名也……。众所周知牡丹在此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渤海国时期，其国都上京龙泉府就在今牡丹江畔。与大唐交往甚密，多层次往来频繁。而始于隋、盛于唐、花甲天下的牡丹在渤海国则倍受崇尚，南宋洪皓的《松漠纪闻》载：“渤海国，其人大多富室，安居逾二百年，往往为围池，植牡丹，多至二、三百，有数十干丛生者，皆燕地所无”。《契丹国志》载：渤海国“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往往为园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数十干丛生者，皆燕地所无，纔以十数千或五千贱贸而去”。牡丹作为富贵的象征，以及在宁古塔地区的渊源，逐步替代了作为土音木丹（穆丹）的称呼，成为了书面语言。而牡丹江成为官方的名称，则应该在咸丰年间，据《黑龙江述略》疆域条，咸丰八年俄罗斯国忽起分界之议，于是清政府对黑龙江流域进行全面勘察命名，咸丰十一年以前，号全省六城，其兴安城、呼兰厅城、绥化城皆同治光绪年间陆续增设。因满文无法与俄方沟通，之后用汉文作为官方语言开展勘察与定界。很多汉文的地名作为标准的官方名称出现在史册之中。

　　于是牡丹这个包含着流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江名一直保留至今。

　　[1]大仁秀是渤海国第十代君主，大明忠之从兄，大祚荣之弟大野勃4世孙。在位期间818年至830年，年号为建兴。大仁秀兼并了靺鞨铁利、安车骨、拂涅、号室等部，击败了黑水靺鞨，渤海国达到极盛。在位期间，曾二十次遣使到唐朝长安，所谓海东盛国主要就是指他统治的时期。830年去世，谥号宣王。

　　[2]吉林舆地说略一卷清同治四年稿本(上海图书馆藏)。此书不著编纂人姓名，首页书呈册字样，每页盖吉林将军官印，骑缝钤记，是为将军呈报吉林情况之书也。此书不分纲目，叙述当时吉林地域制度。首记省城在盛京东八百四十五里，将军副都统所治焉，即打牲乌拉。次记长白山诸江发源之处，与盛京围场。长白山发源之江，有松花江、佛多霍河、辉法河、苏瓦延河、赫尔苏河、木石河等。又次记宁古塔城在吉林城东八百里，副都统治所，领台卡三十七，村屯二十七。山河所在者，有青沟岭、乌扎库岭、大横山、牡丹江、布泥河、石头河等。又次记珲春城，在吉林城东南一千二百里，协领治所，领卡伦二十二，村屯十二，境内有土们山、密古山、牡丹山、珲春河等。又次记伯都讷城，在吉林城西北五百八十里，副都统与理事同知同治于此，领驿站八，卡伦二，村屯一百六十三。又次记三姓城，在吉林城东北一千二百里，副都统治所，领台卡四十三，村屯七十九，境内有非底河、七里河所发源处。又次记阿勒楚喀城，在吉林城东北四百八十里，副都统治所，领卡伦五，村屯六十四，而无名山大川所在焉。又次记双城堡，在吉林城东北四百八十里，为总管治所，领驿站一，村屯三十一。又次记长春厅，在吉林城西北三百里，理事通判治此，领村屯六十五。此书所记地域，皆是吉林未建省前，疆理制度也。

　　[①]《五礼通考》卷第二百一·嘉礼七十四·体国经野，第2页

　　[②]《五礼通考》卷第二百一·嘉礼七十四·体国经野，第32-33页

　　[③]《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一

　　[④]林瑞翰·《宋代政治史》 163页

　　[⑤]《清史杂考》王钟翰，人民出版社1957年